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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蛋糕”的矛盾:如何給科研人員提供更好的科技資源配置?

要想真正給科研人員群體提供“好資源”,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 一是增加固定支持的比例,減少競爭性的、重復設置的課題;


? 二是科研投入支持的群體要向青年科研人員、更富創造力的科研人員轉移;


? 三是政府支持的經費應更向研究的前端傾斜,偏向于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而應用研究應向市場傾斜,“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引導企業進行投入”。


近日,在沈陽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門診二樓藥局旁,貼了一張“高層次人才優先就診”的告示,即“頂尖人才、杰出人才和領軍人才”優先就診。這張告示引起了沈陽市民的熱議。


“高層次人才優先就診”告示


“頂尖人才、杰出人才和領軍人才”優先就診


有市民認為:“醫院貼這個不太好,感覺有歧視的意思。”有網友說:“感覺這個醫院是來搞事的,連普通人就醫也分三六九等了,你要搞個軍人優先、孕婦優先等,我們肯定支持,要按個人是否是高層次人才來確定就醫順序,恐怕不妥吧。”


與此同時,沈陽市還出臺了相應的人才服務指南,在《沈陽市高層次人才服務指南》中指出,沈陽市屬三甲醫院為高層次人才就醫開通診療綠色通道,即可享受優先診療服務。


其中具體規定當高層次人才就醫時,在導診臺出示“盛京人才卡”和本人醫保卡,即可由醫院導診人員引導進入“綠色通道”。


除此之外,還可享受優先掛號安排就診、優先安排醫技等檢查項目、優先安排床位等。


近年來,各個城市間掀起了“人才爭奪戰”,高校、科研院所紛紛提出關于住房、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資源傾斜以吸引人才。


但當這種資源屬于社會公共資源,與社會公眾之間有了利益沖突時,當如何既吸引人才,又保證公平呢?


“資源”傾向哪里


以前,科研工作由于收入不高,流失了很多優秀人才。


20世紀90年代曾流行這樣一種說法“造原子彈的比不上賣茶葉蛋的”,這里說的“比不上”指的就是收入。


進入21世紀上半葉,隨著創新日益成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科技這一創新的高質量馬達越發成為各個國家關注的焦點。


為了吸引更多人才進入科研這一領域,各級政府和科研單位不斷提出相關政策以解決科研人員的后顧之憂。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楊國梁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杜新豪都表示,在資源配置上對高層次人才有一定傾斜,有利于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和創新潛能的釋放。


由于近些年住房、教育和醫療費用的節節攀升,這種資源配置的傾斜也往往體現在上述方面。


就診綠色通道、人才公寓等等成為高校和科研院所用來吸引高層次人才的“好資源”。


但在楊國梁和杜新豪看來,即使“求賢若渴”,也不能違背社會公平原則。


“課題經費、團隊建設、職稱評審、國際合作、安家費等等都可以是吸引高層次人才的方面,而需要占用社會公共資源時還是要兼顧社會公平的。”杜新豪說。


區別對待應把握好“度”


“當科研人員待遇太差時,容易造成人才流失。為吸引人才提供一些條件和資源未嘗不可。”但在杜新豪看來,這種條件可以更加傾向于安家費、工資、課題經費等,“其他方面沒必要力度太大。如果搶占了過多社會資源的話,是會引起社會怨言的,也有些不太合適”。


據楊國梁介紹,國外也有針對高層次人才的資源傾斜,但往往非常有限。“比如美國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獎獲得者等在其供職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待遇。斯坦福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特權’僅僅是在校園內有一個固定的免費車位。其他的所有待遇都按照該校教授的標準執行。”


而在德國,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教授在享受公共服務時可能還會支付更高的費用。


“德國的教授社會地位很高,為體現對教授的尊重,醫院等公共服務機構往往為教授提供更好的服務,也要收取更高的費用,而教授本人也愿意支付。”楊國梁說,國外也有對高層次科技人才和普通人的區別對待,“是占用更多的社會資源或者說用更低的價格享受更多、更便捷的社會福利,還是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或者享受更好的服務并支付更高的費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選擇”。


楊國梁強調,高層次人才和普通公眾在享受社會公共資源時可以有區分,但這個“度”一定要把握好,“不能太過分”。


除了高層次科技人才和社會公眾之間的資源分配問題,在科研人員群體內部也存在著資源分配的不公平現象,而后者往往更隱蔽。


一個不可忽視的現狀是,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了爭奪有“帽子”的頂尖人才,開出的高額年薪往往令人咋舌。


而基層科研人員,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員的收入卻很低,這種資源分配方式人為地拉大了科研人員群體內部的收入差距,導致資源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我國的科技資源配置可以加大力度向急需經費的,想奮斗、有動力的青年科研人員傾斜,讓他們自主地作一些好的研究。”楊國梁說。


改變經費的結構


“資源要向基層科研人員,特別是青年科研人員傾斜。”在杜新豪看來,青年科研人員正處于創造能力的巔峰期,如果有好的外部條件,可以更好地投入到研究當中去,激發更多的創新潛能。


“和國外相比,我們要調整的不是科研投入的總量,而是結構。”楊國梁建議,穩定性經費和競爭性經費的比例應當有所調整,增加以工資為主的穩定性支持。“競爭性經費的一個問題是,資源的導向性導致科研人員無法長期在一個方向上做工作,哪兒能找到錢就干什么。”


至于社會公共資源,楊國梁認為可以由市場去調節,“盡量發揮市場的作用,行政干預不要太多。公共資源要從公眾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如果為了體現國家導向,吸引科技人才,可以適當地在有限的范圍內傾斜,但不能侵占太多社會公共資源”。


要想真正給科研人員群體提供“好資源”,楊國梁建議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增加固定支持的比例,減少競爭性的、重復設置的課題;


二是科研投入支持的群體要向青年科研人員、更富創造力的科研人員轉移;


三是政府支持的經費應更向研究的前端傾斜,偏向于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而純應用研究和實驗發展應向市場傾斜,“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引導企業進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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